杀穿港综：从见习督察到警队一哥 第808节

　　夜色更深，伦敦在寒雾中沉睡，但围绕这两起事件的舆论风暴，却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愈演愈烈。

　　次日以及再次日，伦敦各大报纸的头版和重要版面，几乎被“机场狙击”与“金融城银行劫案”及其衍生话题所垄断。、

　　报道的角度五花八门，但基调大多透着一种不安的亢奋和对暴力的渲染。

　　《太阳报》继续发挥其耸人听闻的特长，用巨大的字体质问：

　　“东方警察带来东方暴力？伦敦街头已成靶场！”

　　文章将机场袭击与银行枪战强行关联，暗示陈正东团队的到来非但没有带来安宁，反而刺激了本地犯罪势力的激烈反弹，将伦敦拖入了更危险的漩涡。

　　配图是柱子上的弹孔、宝马E34的伤痕以及银行外警戒线的混乱场景拼接，极具视觉冲击力。

　　《每日镜报》则聚焦于“执法尺度”的争议，标题是“以暴制暴的边界在哪里？——香港警察伦敦开火引发讨论”。

　　文章引用了一些所谓“法律专家”和“市民代表”的看法，对X组在码头区击毙两名匪徒的行动提出程序性质疑，虽未直接否定，但字里行间营造出一种“外来者手段可能过激”的微妙氛围。

　　就连相对严肃的《泰晤士报》和《卫报》，也用了大量篇幅分析这两起事件背后反映的伦敦治安深层危机，以及引入外部警力这一决策的利弊。

　　它们在肯定X组行动高效专业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地指出，机场袭击表明犯罪势力的嚣张，已到无视国际场合的地步，而银行劫案虽被挫败，但背后可能存在的“混沌之序”阴影更令人担忧。

　　结论往往是：伦敦正站在危险的十字路口，警方压力空前，合作前景充满挑战。

　　电视新闻和广播节目也反复播放着相关的画面和评论，主持人和嘉宾们争论不休。

　　一种“伦敦已成战场”的悲观论调，在部分媒体和市民中悄然蔓延。

　　一种“伦敦已成战场”的悲观论调，在部分媒体和市民中悄然蔓延。

　　这种论调像伦敦常见的湿冷雾气，渗入街头巷尾的日常对话中。

　　在金融城周边的小酒馆里，下班后的职员们端着啤酒，谈论的不再仅仅是股市行情和足球，而是多了几分不安。

　　“听说了吗？劳埃德银行那事，就在拐角过去两条街！”

　　一个穿着皱巴巴西装的中年男人压低声音对同伴说：

　　“我同事当时刚好在隔壁咖啡馆，听见枪声了，吓得钻到桌子底下。现在想想都后怕。”

　　“报纸上说，是那帮香港警察追过去搞定的。”

　　另一个年轻些的接口，语气复杂：

　　“身手是厉害，但……你不觉得吗？

　　他们一来，事情反而更刺激了？

　　机场也是，直接开枪狙击！

　　这哪里还是伦敦？

　　简直像在看美国警匪片。”

　　在地铁车厢里，早高峰的疲惫被窃窃私语取代。

　　一个抱着购物袋的主妇对邻座抱怨道：

　　“我丈夫昨晚值班（他是社区警员），说上面要求他们最近巡逻都要加倍警惕，可能还要配发更多装备……上帝，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我只想平安去超市买个菜。”

　　邻座的老先生推了推眼镜，看着车窗上自己模糊的倒影，喃喃道：

　　“我年轻时候，也经历过动荡……但那时候是针对性的。

　　现在？感觉谁都可能成为目标。那些疯子连警察都敢在机场动手……”

　　在东区一些治安本就较差的社区，气氛更加微妙。

　　街角杂货店的巴基斯坦裔老板一边整理着货架，一边对熟客摇头：

　　“生意更差了。晚上没人敢出门。那些戴头套拿枪的（指劫匪），还有警察追车的……

　　我们普通人，只求别被流弹打到。

　　管他是苏格兰场还是香港警察，谁能让我们睡个安稳觉就好？”

　　也有些不同的声音。

　　在传统工人阶级聚集的酒吧，几个老伦敦人围着吧台争论。

　　“要我说，那些香港佬干得不错！”

　　一个头发花白、手臂有纹身的老工人灌了一大口啤酒，道：

　　“至少他们真敢追，真敢开枪！不像我们有些老爷警察，就会开罚单和写报告！

　　让那些无法无天的杂种知道厉害！”

　　“话不能这么说，弗雷德。”

　　他的朋友比较谨慎道：

　　“惹毛了那些亡命徒，报复起来更狠。

　　你看机场那枪，明显是冲着领头的那个亚洲警官去的。

　　这是引火烧身啊。”

　　“烧就烧！总比缩着强！”老弗雷德不以为然，“这世道，你越怕，他们越嚣张！”

　　在中学门口，接孩子的家长们也难免议论。

　　一位母亲忧心忡忡地对另一位说：

　　“学校今天发了通知，让提醒孩子上下学注意安全，遇到可疑情况要报告……我真担心。

　　是不是该考虑暂时把孩子，送到乡下祖母家待一阵？”

　　而在苏格兰场总部附近的咖啡馆，一些下班的警员或文职聚集时，话题也离不开这些。

　　“你们七楼那支东方小队，今天看起来怎么样？”有人问一个在总部工作的朋友。

　　“挺安静的，一直在看资料。

　　不过气场不一样……那车上的弹孔可不是假的。

　　至少，他们是真能打。”

　　被问者耸耸肩道：“现在这局面，需要能打的人。至于媒体说什么……随他们去吧。我们得干活。”

　　总体而言，恐慌与担忧是主流，尤其在直接或间接受事件影响的区域和人群中。

　　对X组的态度则分化明显：

　　有人肯定其能力和战果，视其为对抗犯罪浪潮的强援；

　　也有人担心他们的“强硬”作风会激化矛盾，带来更多不可预测的风险；

　　更有部分人，在长期压抑和对警方效率的不满下，对任何能打击罪犯的力量都抱有一种不管来源的、愤懑的支持。

　　但无论如何，“混乱”、“危险”、“不确定”成为了许多伦敦市民心中挥之不去的阴影，日常生活的安全感正在被悄然侵蚀。

　　这种弥漫在普通人心中的焦虑，与媒体喧嚣的标题相互映照，构成了伦敦此刻真实的社会情绪底色。

　　面对这铺天盖地的媒体风暴，陈正东下达了明确的指令：

　　全体成员，禁止接受任何非官方安排的媒体采访，不回应任何未经证实的猜测和指控，所有对外口径由苏格兰场公共关系部门统一负责。

　　陈正东知道，X组的任务不是打舆论战，而是破案。

　　因此，在媒体镜头追逐不到的地方，X组迅速沉静下来，如同潜入深海的潜艇，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对案卷的研读和情报的梳理中。

　　他们那间位于苏格兰场七楼的办公室，灯光常常亮到深夜。

　　何尚生几乎将自己埋进了法律典籍和过往重大罪案的卷宗里。

　　得益于“记忆力提升药剂”的效果，他阅读和理解的速度快得惊人。

　　他不仅快速掌握了PACE法案的核心要点及实践中的常见问题，还系统梳理了苏格兰场近十年来处理过的、与有组织犯罪、武装抢劫、跨国罪案相关的典型案例，分析其侦破思路、证据链构建难点以及犯罪手法的演变。

　　何尚生的笔记变得极其详尽，分门别类，逻辑清晰，逐渐构建起一个理解英国犯罪生态和法律框架的知识体系。

　　他尤其关注那些涉及内部泄密或犯罪组织渗透警方情报系统的历史案件，试图从中找出规律和侦破突破口。

　　陈小生和Apple，则在汤姆·哈里斯警长的协助下，获得了有限度访问苏格兰场内部部分非核心数据库的权限。

　　这主要是一个基于早期关系型数据库（dBase III）和大量文本文件构建的系统，查询界面原始，响应速度慢，但对于他们来说已是宝贵的信息源。

　　两人分工合作，陈小生利用他的电脑技术尝试编写一些简单的查询脚本，提高筛选效率，并小心翼翼地探索系统的边界（在不触犯安全规则的前提下）。

　　Apple则发挥她的信息梳理天赋，将数据库里关于“双蛇杖”符号出现的地点、时间、案件类型、损失金额、武器特征、嫌疑人描述（如果有）等碎片信息，以及从公开报道和内部简报中收集到的关于“混沌之序”的零星情报，逐一录入他们自己搭建的一个简易关联图谱中。

　　这个图谱最初只是一张伦敦大地图，上面用不同颜色的图钉和线条标记案件。

　　很快，它进化成了一块巨大的白板，上面贴满了便签、照片复印件、手绘的符号和逻辑关系箭头。

　　陈小生甚至尝试用他带来的便携电脑（经过特殊改装，性能优于市面常见型号），建立一个电子版的关联数据库，但因为数据量有限和保密要求，进展缓慢。

　　不过，初步的视觉化呈现，已经让一些模糊的线索开始显现出若隐若现的联系。

　　梁小柔则专注于鉴证科学层面。

　　她不仅研究了银行劫案的现场报告和物证照片，还通过汤姆，调阅了之前几起标记有“双蛇杖”符号案件的原始鉴证记录（复印件）。

　　梁小柔对比爆炸物的使用痕迹、切割工具留下的微观特征、子弹弹道分析报告、现场生物痕迹（很少）等，寻找技术层面的共通点。

　　同时，她也在恶补英国法证科学的标准流程和法庭采信要求，确保未来的取证工作万无一失。

　　朱华标、米安定、徐飞、马孝贤、杨家聪、周家荣等人，除了轮流进行体能和战术保持性训练（在苏格兰场提供的内部健身房和模拟场地），

　　主要任务是反复研究地图，特别是发生过案件的区域、交通要道、潜在藏匿点和易于设伏的地形。

　　他们结合银行劫案的追击经验，模拟各种突发情况的应对预案。

　　邱刚敖则不断细化小组战术配合，并与凯瑟琳协调，了解SO13的日常运作模式和可调动的支援资源。

　　陈正东本人，如同定海神针。

　　他不仅听取各方的汇报，整合信息，更在持续观察和思考。

　　他反复审视机场袭击的每一个细节——时机、位置、狙击手可能的撤退路线、袭击所传达的信息（警告？下马威？清除威胁？）。

　　陈正东也仔细推敲银行劫案中匪徒看似“仓促”却又“装备精良”的矛盾之处，以及那个被刻意留下的新鲜符号。

　　办公室的白板越来越满，讨论常常持续到深夜。

　　伦敦的冬雨敲打着窗户，室内的灯光映照着他们专注而略带疲惫，却始终燃烧着斗志的面容。

　　在来到伦敦的第四天傍晚，当又一次冗长而细节繁多的案情讨论暂时告一段落，其他人或去用餐，或继续手头工作时，陈正东独自留在了办公室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