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代表的公文包穿越了 第79节

“噢，你们党内部出现了反党团体？这种事情可不能问我要解决方法，解决的方法要你们自己去寻找。要问我，我也只能说，出现一两个这样的团体，不能算是坏事。”

法国共产党中央书记雅克·杜克洛此次率团列席参加八大。虽然法国是革命老区，但在列席参加八大的59个党、团体中，法共不算太大，它现在有25000名党员，既没有武装力量，也没在法国国民议会中占到议员席位。其实二战刚结束时法共曾经有议席，并且在戴高乐政府中有4名部长。但在戴高乐下台后，1947~1951年，法共在政府中的部长们陆续被解职了。

雅克·杜克洛对主席说的是法共最近内部出现的巨大的意见分歧。这种分歧不是因为秘密报告而开始的，是从1951年就存在了。

首先出现的是所谓马蒂和蒂永的分裂集团。两名当事人，安德烈·马蒂在1935年至1943年期间担任共产国际的法国书记，查尔斯·蒂永在二战期间担任全法国游击队总司令，后者是至今为止法国共产党历史上军事指挥员的巅峰。

1951年4月，法共组织书记（组织部长）马塞尔·塞尔文在法共中央会议上批判查尔斯·蒂永的军事和政治路线，查尔斯·蒂永虽然不是中央领导，却在法共党内有广泛的声望，马塞尔·塞尔文一时搞不定查尔斯·蒂永，他干脆去到莫斯科，找到在苏联手术+养病的法共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多列士支持了自己曾经的秘书塞尔文，塞尔文得到多列士的支持，7月回国翻盘，还顺便把4月法共内部论战中力挺查尔斯·蒂永的安德烈·马蒂也绑在一起，认为他们是分裂集团。

但是，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狡黠的马塞尔·塞尔文立刻和自己的老上级、战友多列士总书记“切割”了，因为多列士是斯大林扶持上去的人，塞尔文预感到斯大林死了多列士会失势。然而多列士没给他扳倒自己的机会，斯大林死后多列士迅速从轮椅状态转换成插管状态，躺在床上不能说话不能动，1953年下半年从总书记的位置上离任，雅克·杜克洛上台。

现在杜克洛向主席诉苦，就是说自己和马塞尔·塞尔文之间的撕逼。但是主席居然说这不能算是坏事？

杜克洛：“在赫鲁晓夫说了那些话之后，塞尔文把多列士曾受过斯大林支持作为他的罪状，然而这还不够，现在法共内部，塞尔文为首的派别认为多列士与斯大林一样，都应该被打倒。”

主席：“多列士本来就是倒了嘛，倒在床上，打着吊针。塞尔文想对多列士做什么呢？”

杜克洛：“是打倒多列士的路线。他当然对多列士做不了什么，可他可以指控某些他不喜欢的人，说他是多列士的信徒。”

主席：“你是多列士指定为总书记的，还是党内民主选举成为总书记的？”

杜克洛：“选举。经过了民主选举。……可是，塞尔文所说的有一部分的确是事实，他1953年在治疗中风期间确实写了一封信，让秘书在中央会议上宣读。”

主席：“杜克洛中风不能言语那是53年下半年，斯大林都已经去世了。他在那个时候写的信，与斯大林又有多大关系呢？以你为代表的法共中央的大部分人是承认斯大林在某些时期犯了严重错误的，只是你们不赞成彻底地否定他。而塞尔文主张彻底否定他。这是一种党内的意见分歧，虽然根子上是由20大引起的，但这可不能指望苏联来帮你们解决，你们要自己解决。”

杜克洛：“真是很惭愧。我们党内存在着一个小集团却无法解决，什么事都受到牵制，而中国同志却可以很干脆地解决高山和姚述石的问题。”

主席：“那是因为我们解决问题就只解决问题，而不是解决产生问题的人。而且我们只解决那个人存在的问题，而不会去把整个人都否定了。在组织对高山的处理意见中，我们说了他的问题，无原则无组织纪律，政治活动搞独立王国。他在抗战中，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中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其中一些工作成绩还很卓著。对饶漱石的处理意见也是如此。他们两个人现在被‘双开’，但如果他们能进行认真的反省，也还是值得赞赏的，甚至可以安排他重新出来做一些工作。如果你们1951年对马蒂和蒂永两人能用这样的态度去处理，而不是打成什么分裂集团，现在的工作可能就没那么多困难。”

杜克洛：“可现在说这些已经太迟了，查尔斯·蒂永在1952年被开除了党籍，并且他现在已受邀担任法国国防部的高级顾问。”

主席：“那可就太不好了，查尔斯·蒂永是你们党里面最懂军事的。”

……

“陈沄同志，我们注意到，中国现在的企业结构里面，集体所有制与我国的工人自治制度非常相似，这两者可以视为同一性质吗？”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

南斯拉夫在四十年代和苏联闹翻，直到斯大林去世赫鲁晓夫才把苏南关系修复过来（勉强修复而已），除了铁托不肯认斯大林做大哥，南斯拉夫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南斯拉夫的企业制度叫做工人自治企业，南斯拉夫自己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苏联认为不是。西方把它定义为“工团主义”。

陈沄：“集体所有制企业，与你们的工人自治企业有相似之处，但现在我们纯粹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并不太多。并且，集体所有制企业也受党的领导，就如同国有企业一样，它们都是公有制经济的组成部分。”

“我们认为，集体所有制企业如果完全在党组织的管理之下，它们往往会失去为工人谋福利的最初动机。”

南斯拉夫代表团还真是看准了苏联同志没在旁边，什么都敢说。

陈沄：“是否为工人谋福利，所有制只能算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不是唯一因素。实际上，集体所有制企业最终也会有一个管理层，而这个管理层是否与所有的工人紧密联系，还是要取决于党组织是否联系群众，是否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原则。我们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还有一种与你们不同的现象，那就是股权结构的复杂度。现在有国有资本与集体所有制企业混合的，有集体所有制企业与民营企业混合持股的，纯粹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反而非常少。”

南斯拉夫代表团：“我们以为，中国将企业所有制确定为国营、集体、民营已经够复杂了，可详细了解之后真实的情况比这更复杂。国有独资、国有控股、国有参股、集体控股、集体参股、小微民营、民营、混合体制，为什么要设置如此复杂的资产体系？”

陈沄：“因为现实中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本就是复杂的。我们尽量去考察每一种经济活动的规律，但到现在为止，其实这种考察还比较粗浅，今后还需继续努力。”

（今天12点前还有一更）

第七十四章，三步走

八大的会议流程很明显参照了苏共20大，尤其是邀请了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团体列席会议。由于中国在共产主义阵营巨大的影响力，列席八大的外国党派代表团多达59个，不比苏共20大少多少。

（在真实位面的历史，邀请各国共产党列席的大会仅八大这一届）

1956年初的苏共20大在共产主义阵营乃至全世界引发了强烈的震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现在已不是秘密了，全世界都知道苏联首先开始了“去斯大林化”，今后的苏联乃至整个前进道路都会改变。

1956年9月的中共八大就没那么多爆炸性新闻，它的影响要到好几年之后才慢慢显现出来。

在中央书记处提交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最引人注目的两个概念是“十五年”和“三步走”。

“我国在近百年间，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远落在世界先进水平之后，广大的觉悟的爱国人民一直要求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使工业生产在社会生产中的比重大于农业生产。”

这就是“十五年”，三个五年计划，使工业产值大于农业产值。

真实历史的位面，1957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就略大于农业产值了，按某种标准算工业国了。那么本位面1956年能达到吗？不能，还差不少呢。不是因为工业发展速度慢了。而是——

农产品价格明显上调了，这不就农业产值突然高了嘛。

按照新的上调后的农产品价格，中央预计1959~1960年工业产值才会高于农业产值，但是，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怕是1960年搞不定。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大力解放生产力，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为了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任务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56年到1966年，建成基本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56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第二阶段，从1966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使国民生产总值比1966年再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第三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建党100周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社会发展的现代化。”

……

说实话，尽管八大全程尽量不出爆炸性新闻，但这个三阶段的基本路线出台时，还是小小地引起了震动。

苏共代表团团长、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在看到八大政治报告的征求意见稿之后就去找总理说这件事了。

“总理同志，虽然中国和苏联不必齐步走，但是，……但是，”米高扬说，“赫鲁晓夫总书记打算在不久之后召开的苏共中央会议上宣布一件事情，就是苏联计划在7到10年内使工业生产超过美国，在二十年后基本实现共产主义。而你们所提出的目标，竟然只是在10年后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即便是25年后的第二阶段目标，也只是让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目标，有点太不宏伟了。”

总理：“这是贴合我们国家当前的现状的。从历史上来说，温饱，全体中国人有饭能吃饱，有衣能穿暖，这并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成就。我们是在几乎没有现代工业、农业生产也极为落后、国家饱受战争创伤、近代以来被掠走了大量财富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我们不能定下过高的目标，大跃进看起来鼓舞人心，但跌倒的时候更会让人痛心。”

米高扬：“可是，吃饱和穿暖，这只需中国的工业体系向农村提供足够的化肥和农业机械就可以达到。”

总理：“在中国的农村地区，由于土地与人口的矛盾，现在农民耕作所获要解决温饱问题并不容易。在西南省份的农村尤其如此。西南的山区农村，落后和贫困到了什么地步呢？在一些地区，即便能够向农村供给化肥，即便国家不向他们征收农业税，土地的粮食产量依然不太容易让所有人都吃上饭。您能想象吗，这些农村地区的农民，在非农忙时期每天只能吃一顿饭，几乎没有肉类供给，即便是主食也要掺杂很多的杂粮。解决全国六亿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我们的首要工作，只有达到了这个目标，才可以说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是成功的。”

米高扬摇摇头：“我还是觉得，这样的话，在你们党的大会的总结政治报告上公开地说出去，会极大地打击社会主义阵营的士气。”

总理：“说实话比什么都重要。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情况也各有不同，苏联和东欧国家是一种情况，你们已经基本实现了工业化，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都已经高到了一定的程度；但在另一些国家，比如越南，就与我们的情形比较相似。至于西方国家怎么看我们，那也不会有什么负面作用。在他们的舆论机器里，中国一向是贫穷落后的。常凯申最近两年一直在说，宋子文在美国也说，没有任何一个政府能解决全体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现在我们说我们能解决全体中国人的温饱问题，也就是对他的回击。”

……

《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大会 提出了异乎寻常的奋斗目标》

“【BBC香港电】近日中共第八次全国大会结束，在大会的最后一天，毛向大会提交了政治报告并随后刊登到了各主要报刊上。”

“中共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并认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领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中共认为现在中国内部存在的主要矛盾是过分贫穷。”

“为此，中共制定了从1956年直至2021年的奋斗目标。他们给自己设立的第一个里程碑是在10年之后，即1966年的时候，要让全体中国国民有足够的食物和衣物。除此之外并没有其他的要求。”

“中共八大的奋斗目标引起了台湾的嘲笑。”

“然而，台湾政权与中共的敌对状态可能使得他的嘲笑并不具备代表性和客观性。”

“不过，据伦敦的同行透露的消息，中共八大所提出的奋斗目标在莫斯科也成为了幽默段子的一部分。”

“在这些幽默段子中，流传最广的一个是：一列火车在铁路上行进，他们的目标是共产主义。斯大林说，我们就这样行进就可以到达共产主义。赫鲁晓夫说，不，我们应该把火车抛弃掉，改乘飞机飞向共产主义。中国人说，抱歉，国民同胞们，我们恐怕得爬到共产主义那儿去。”

“当然这只是民间编排的段子。苏共高层对中共八大的奋斗目标予以冷淡处理。在八大结束后不久，《共青团真理报》曾刊文批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上的保守主义’，不过措辞并不太激烈。此后似乎是得到了高层的某种授意，《共青团真理报》《真理报》等报刊均不再讨论中共八大的三阶段奋斗目标。”

……

《中共八大闭幕 中共的外交事务政策方针第三条成为焦点》

“【BBC香港电】近日中共八大公布的政治报告中，提及了中共在国际事务中的基本方针。”

“该方针的主要内容是：1、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被定为‘牢不可破的友谊’；2、与赞成中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亚非拉新兴国家建立友好发展与合作关系；3、同一切不对中国持敌视态度的国家发展正常的外交关系和经济、贸易、文化关系。”

“第3条方针显然针对的是西方世界的工业国，比如联合王国就适用第3条。”

“‘第3条方针’同时也是1951年以来中国实际上奉行的外交政策，作为派驻香港记者站4年的本文作者，我对此的认识是通过亲身体会而得来的。在过去的4年时间里，中国通过香港与英国的贸易额每年都以极高的增速增长，并切，即便在1954年，中国打通了长江三角洲及北方港口的出海贸易通道之后，香港的贸易额增速仍然几乎不受影响。”

“不过，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仍旧具有巨大的意义，这意味着中共将过去4年实际上奉行的外交政策，以党的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这意味着这条外交方针以后不大可能改变。”

……

“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的章程，是同党在目前时期的任务和状况相适应的。它系统地吸收了自从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十一年间党在伟大斗争中所积累的新的丰富经验。它是鼓舞和推动我们党的组织和党的事业迅速前进的有力武器。”

“我们的大会已经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我们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为具体地执行大会的各项决议而努力工作！”

闭幕式上，陈沄最后代表大会主席团宣告。说完最后一句，新的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从本届起更名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毛周刘朱陈邓——从座位上站起，向全体代表致意。

第七十五章，前来维权的盗版书受害者

罗湖桥，香港-广东交界处。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西奥多·威尔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米尔顿·弗里德曼，两人乘坐轿车而来，在罗湖桥香港地界下车。

他俩已经办好了越境手续，本可以乘坐汽车一路畅通地过桥直抵广州，但威尔茨临时起意决定下车，以步行的方式从香港进入中国大陆。

“凌空交叉的公路车道，以匹配左行的香港和右行的中国大陆。”威尔茨站在桥头，仰头看前方公路突然拔地而起，在桥的铁路线上空画了个叉，在河对岸落地时，左行的车道就变换到了右边，右边的车道变换到了左边。

弗里德曼：“在1949年，这座桥只是单纯的广九线的铁路桥，并没有公路。1952年，中英两国协商，在铁路线的两侧加修了可供行人和自行车通过的便道；1954年中英再度决定翻修罗湖桥，于是它变成了现在的带车道变换器的铁路-公路两用桥。”

威尔茨：“你看，即使我们没有与中国的官方预约，仅仅是走路看风景，也能看出许多有用的信息。仅凭入境处的这一座铁路桥，我们就能百分之百地肯定……”

弗里德曼：“英国与中国最近几年巨额的贸易，已经改变了许多东西。”

……

这两位“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很早就想来中国考察了。1955年弗里德曼就问过港英政府进入中国的可行性，得到的答案是现在香港与大陆的出入境蛮便捷的，中国这边不拒绝正常的商贸、技术、学术交流过境，办事效率也很高，因为中国的主席说“外国人想来中国做生意，我们欢迎，来看一看也欢迎。外国的官员议员来也欢迎，不方便公开来可以秘密地来”。

公开访问大陆还是秘密访问大陆这对两人来说并不重要，他们是学者，不是政府雇员，也无意代表美国政府。但是，弗里德曼认为，两人去大陆考察访问，最好还是先和那边打好招呼，希望能有中共的官方人士和他们见面，聊一聊。如果级别比较高那就更好了。

在弗里德曼看来，经济学家的考察不是工业考察也不是地理考察，不和官员面对面谈话，没有官方授权许可到企业内部参观，仅凭逛街看城市景色，是看不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是怎样运行的。

两人需要中国官方接洽的另一个原因是：

两人的书都被中国政府盗版了，还印了好多……

这还是1954年，威尔茨的一个学生，在英国公司打工的，无意中在广州发现了广州市政府干部在阅读一本小册子：《不稳定经济中的农业》中文译本。

这书是威尔茨在1945年写的。

威尔茨让他的学生继续在中国“搜集证据”，很快又发现新华书店的经济学书架上还有弗里德曼的《国民收入及其构成》。

这倒是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始统计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并作为常态化国情数据调查的国家之一，只比美国晚1年。

可是，威尔茨和弗里德曼没收到稿费呀。

于是，两位教授赴中国维权之路就这样开始了。

……

“我想不明白，从香港到广州的距离超过100公里，如果在广州与香港之间新建一座城市，那么中国人与香港贸易的陆路距离就会更近一些。哪怕是车程从2小时缩短到1小时都是巨大的进步。”

威尔茨和弗里德曼步行过桥，然后还是上了他们的福特车，一路从公路向两边张望，真正的走马观花。威尔茨一边向车窗外看，一边喋喋不休地吐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