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代表的公文包穿越了 第56节

作为一种非易失性的、随机存取的存储器。在那个时代的计算机里，磁芯存储器既可当内存用，也可以当“硬盘”用，当然那个时候硬盘还没被发明出来，很少有人觉得有必要把什么系统之外的数据永久保存在计算机上。

外观上看磁芯存储器就是一张巴掌大的金属网，铜丝的每一个纵横节点都有一个小磁环，这个小磁环有没有磁，代表这里存储的是0还是1。比如CDC6600计算机上用的那种4.2英寸X4.2英寸面积的磁芯存储器，有64X64个纵横节点，存储容量4096bit。

水银延迟线存储器呢？是一块正方形的电路板，中间固定着一支“试管”，这一整套装置的存储容量是36个二进制数，这是“璞玉”上使用的。据说美国货更精密一些，还是一支试管，但能存储48个二进制数。一旦“试管”意外爆掉，那整个计算机房就好一阵鸡飞狗跳。

李强注意到的是磁芯存储器的发明者及核心专利持有者：王安。这则广告是他创办的“王安实验室”买的版面。

这位是第一代华裔移民，1920年生于上海，16岁考入上海交大，抗战爆发后1940年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应用物理博士。1951年，王安在波士顿哥伦布大道租了一个汽车库，买了一张桌子，装了一部电话，王安实验室就成立了，他手持专利，请了两个靠谱的工厂代工，生产出售王安自己研发的磁芯存储器。

搞清楚闵乃大极力推荐的磁芯存储器是个什么东西之后，李强没当场做什么表示，而是回到科技小组的办公室。

“聂总，我们的计算机技术、计算机产业要想独占鳌头，还是任重道远啊。”

聂荣臻：“任重道远是肯定的。不过李强，今天你看起来情绪很低落。”

李强：“我把晶体管搞出来了，北京计算机所的另外一半人马在研究计算机的逻辑结构。过去半年，全中国的计算机人才分成两队，做出了这两件产品。这两件产品当然都没让人失望，晶体管是绝对的世界先进水平，计算机结构方面我相信他们做出的也是最好的产品。但是计算机全身上下又何止这两个关键系统，我们没精力做其他的了。”

存储器，现在国内还没有产业，璞玉上的“落后”的水银延迟线存储器还是进口的。

磁芯存储器这个东西李强并不担心，这东西的设计思路一点都不弯弯绕，再说专利都摆在那儿了，中国可以无难度照抄，到江南建个厂，招些手稳心细的刺绣女工山寨生产就是。最多以后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打专利诉讼官司，赔一些专利费给王安。

李强担忧的是美国那边的整套工业体系太齐全了，无论什么产业都有一大堆人在做，无论什么产品都有一堆厂商生产，相互之间打得头破血流。现在半导体是一个新型产业，但在美国，这方面的新公司也是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

还是说存储器吧，1946年，计算机的始祖“埃尼阿克”用的是威廉姆斯管，这也是存储器的始祖。现在用的水银延迟线存储器是1947年由美国工程师小约翰·亚当·艾克特发明的，1949年磁芯存储器诞生，1951年王安搞出读后即写电路专利。

而美国各公司和实验室在鼓捣的存储器样式远不止这些。还有磁鼓存储器、磁扭丝存储器、选数管、冷阴极计数管、薄膜存储器等等。它们虽然看起来没打过磁芯存储器，可应该都打得过水银延迟线存储器。

磁芯存储器就是计算机存储系统的终极配置了吗？这个就算没有未来文件的指示李强都明白不可能，未来肯定还会有更好的计算机存储方案。

而且，如果中国这边不做出重大变革，李强估计，下一代的计算机存储器，可能还是美国人先发明出来。

王安租了个车库，鼓捣出了磁芯存储器的重大改进专利，在美国还有多少个这样的车库？有多少个大学高材生毕业后这样创办自己的科技企业？就只说现在的科技企业吧，那些发明磁鼓存储器、磁扭丝存储器、选数管的公司，被王安的磁芯存储器压制了，他们当然有自己的想法，研发新产品咸鱼翻身的念头只会更强烈。

只是一个存储器就让李强头疼了。还有呢。

电容。能不能研发出体积更小的电容？计算机上部分电容的工作频率很高，和计算机运行频率一样，现在国产电容能支持5K主频，什么时候能支持10K主频、100K主频、1M主频？现在一颗长寿命电容有指甲盖大小，能做得再小一点吗？

——如果只想着把电容原样缩小一点，那可能又输了。闵乃大阅览外国文献的时候看到马丁公司在研制一种“贴片电容”。你的电容是一颗蚕豆，你想把蚕豆缩小成黄豆，人家直接把电容做成贴片。

电容说完了说电阻。还是三样标准：性能、可靠性、体积重量。

……

“现在中国有5亿多人口，美国1.3亿。可是，人口比例是4：1，大学生比例却是1：10。我们薄弱的不只是资产，还有人才。我们现在的教育体系太薄弱了。”

李强在书记处的会议上诉苦。

“每年就那么一点大学生毕业，分散到全国，分散到那么多的行业产业里头，太稀缺了。不要说大学生了，中专生现在都是宝贝。因为没有能扛得住技术研发的人才，我们建立的工厂就只能是一条生产流水线，就算想在厂里设实验室设研发中心也搞不起来，工厂自己不具备对自己的产品进行技术革新的能力。”

“高学历人才不够还制约了现有的研发机构自我提升的速度。就比如现在的计算机这个行业，去年我们只能在两个研究方向发力，计算机所涉及的其他方面，根本顾及不到，直到国外有了换代的产品，我们才被动地接受升级。”

“主席，文件里的2022年，中国是已经具备了相当大的人才储备，毕竟经过了七十年的发展，别的不说，高等教育普及率是上来了，因此，2022年的中国是不缺人，但是缺在高新产业上达到全产业链突破和领先的机制。1953年的我们，就现在而言，可能只能让自己在计算机这个产业链中的某一两个环节达到最先进。”

主席：“那可怎么办呢，难道我们要和美国合作起来，计算机这个产业，我们搞其中的一部分，美国搞其他的，我们可能会搞比较核心的地方，但是美国的产业占有率最高？”

刘副主席：“这也就只能想想了。我们现在和美国不存在这种合作的可能性。”

李强：“主席，我的想法是，可能在最近几年，比如5年之内，我们只能维持这样的局面，在计算机方面，我们维持其中一两个方向的领先态势，而这个产业的其他方面，我们等过几年之后，国内的人才逐渐培养出来了、资金也更加充裕了，那时候再全面地开展工作，争取用5到10年的时间，把整条产业链吃下来。”

想了想，李强又补充道：“比如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的两个方向，晶体管和计算机架构，以我的看法，应该是属于计算机上最核心的技术，我们抓的是重点。当然可能没有把所有的重点都抓在手里，但这两个技术确实很重要。”

陈沄：“晶体管这个事，日本人打的首付款就已经让我们收回了成本还赚了不少，而首付款还只是个小头。晶体管出口已经让外贸部门和财经委的同志极度震惊，但是震惊归震惊，从国家的角度，计算机、半导体这个产业链，我们还真就想从头到尾，全产业链吞下。”

“因为中国的人口太多了，那么多人，有手有脚有头脑的，不应该全在面朝黄土耕那一亩三分地，我们有义务给他们找一个好的工作，能完全发挥他们的生产力的地方。大学生做计算机的核心零件，这很好，但中学生、小学生，焊个电路板总可以吧，再不成组装个铁柜子机箱总可以吧。计算机的核心零件我们能牢牢抓住了，非核心零件最好也能抓在手里，所有的零件生产、升级，我们全抓在手里。毕竟我们有5，6亿人口，不是那种一两千万几千万人口的小国。”

李强：“是，最终我们确实得把它全吃下来。”

……

书记大致认同了李强提出的观点：现阶段技术力量太薄弱，全面开花是不可能的，但也不能因此就“躺”，得榨出每一滴潜力来。

再说了，对人才的量才使用本就是党和政府应该做好的事，制度，建立起一套适合科学技术发展的制度，一套能最大程度发挥所有人的聪明才智的制度，是最重要的。

1953年9月，各国有单位、工厂企业接收大学生时的原则又做了若干变化。

第一是不能美其名曰“让大学生接受基层的磨炼”，让他进来打杂。下车间实践也就罢了，你让他扫地打杂做一些压根和工作没有关系的事，而且一打杂就是一年两年？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就可以认为这个单位今后不需要大学生。

第二是毕业后分配的大学生与企业单位的绑定程度被放松了。干得不爽就可以走，可以投简历（当然现在一般只能投另一个国有单位的简历），这些都是明确允许的。

第三是，去年国务院、国资委建立起来的的国企（部分）利润返还制度，返还时增添一个正负10%的浮动率，这是给企业或单位的科研基金返还。到底是顶格拿到返还还是没有额外加成，就看企业的的研发投入有多大了。

“困难是存在的，也是短时间内没法得到完全解决的。但是也不能一味强调困难而忽略主动性。我今年考察了几个地方，其中有一些对大学生的使用比较恰当，有些就不大恰当。中国的大学生本来就少，如果我们还没有恰当地使用，就太不应该了。”

“如果一点都不想改变，单纯地混日子，那我们干脆就什么都不做了，整天就坐在这里等着天上掉东西下来。掉什么东西呢？掉技术文件包，把未来20年的，30年的，一直到七十年后的技术文件全装在大公文包里，从天上掉下来给李克农。要是技术文件我们看不懂，那我们就求老天爷把技术文件连着未来的机器一起掉下来好了。但是，这可能吗？”

“退一步来讲，如果真发生了这种事情，天上真的又掉东西下来了，可我们在当中起了什么作用？我们有没有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没有做好自己该做的事？天上掉下来的文件管了我们七十年，那到第七十一年，我们又该怎么办？”

第三十四章，砥砺奋进的1953年

“陈外长、陈副总理：”

“年底将至，又到各会员国缴纳联合国会费的时间。但根据联合国大会之《联合国成员国义务责任公约》第五条款，会员国的联合国会费总滞纳额超过新近两年会费总和之时，该国才会在联合国大会上被处以不能列席参会之处罚，且这一处罚如遇到联大召开有关重大事务的紧急会议、安全理事会轮值主席国建议召开的防务安全听证会，则不生效。”

“我国1951年之会费由蒋介石政权缴纳付清；1952年之会费我们按照期限全额付清。1953年如国家外汇支付存在困难，可断然拖欠，并不会影响到我国在联合国担当责任和行使权益。联合国会费拖欠在当今并非个例，我们没有太多心理负担。”

“伍修权 顾维钧 1953.12.10”

好家伙，驻联合国的代表团主动建议外交部，如果国内钱周转不开，可以暂时当“老赖”。

中国在2020年的联合国会费是4.1亿美元，1953年的联合国没这么大手大脚，毕竟第一支联合国维和部队是1956年才派出的。按照各种计算公式算出来的中国该交的会费是167万美元。这个数字不多，也不少。如果按照去年年底中国手头只结余800多万美元的家底计算，167万美元还是有点肉疼的。

好在财经委和外汇管理局今年的手头没去年那么紧了。扣除各种预支款、扣除年度该还的贷款之后，外汇管理局年底手头可以随时动用（主要是应急）的各国外汇折合1770万美元，是去年底的两倍多。

在1953年下半年，出口导向的纺织业建设项目开始陆续投产，给创汇带来的效应越来越明显。在仔细研判国际纺织业的市场空间，以及听取在香港的英国中介商的行业预测之后，中央果断决定，纺织业带来的外汇收入增加值当中的60%又投入到了纺织产业中，以进一步扩大优势领域。

其实也只能投入到纺织产业。纺织机械是当前西方对中国的封锁禁运大背景下，为数不多的尚可正大光明地进口的工业机械之一。

而且中国也不是可以想买啥就买啥，还是遇到了一些限制。英国拒绝出售最先进的纺纱生产线，好像是因为英国的一部什么行业保护法案，只能对外出售“次最新”型号的纺织机械。但这种“次新”的机械对于国内的纺织业也够用了，当前国内的纺织企业设备参差不齐，新的有战后投产的机械，旧的纺织厂还有清末和北洋时期的设备。1945~1948年出现的纺织机械拿到国内，绝对能提高纺织业的总体技术水平。

不过英国的这个出口禁令也给中国提了个醒。一五期间苏联援助的纺织机械厂被加强了，而且国内正在筹建第二个纺织机械厂。根据科技小组的指示，两个纺织机械厂都被定义为“技术研发+生产”的综合型企业。

纺织业的“计划外”发展还带来了另一个效应，上海及周边地区、珠三角地区几座城市都因此而扩张得很快。广东省委比较有远见，早早就在香港发行“地方债”改善城市的基础设施。1953年，广州的用电量步步攀升，到年底接近饱和，但新的燃煤发电厂以及电煤码头就快竣工了。

不只是在长三角和珠三角，整个中国范围内，1953年各省、区、县都在乒乒乓乓地动起来。91个重点项目所在地、200多个其他“非重点”的援建项目所在地，厂房和建筑成片地拔地而起。虽然这些项目大多是重工业项目或者说军事工业体系内的链条产业，但各地政府和党组织还是收到了很明确的工作考核要求：

城市就业率、城市和乡村的平均收入、财政收入、财政和建设支出、小学入学率、成人扫盲成果。

考核和工作成效要求是明确的，但实现的路线并不是中央定死的。在有一些产业或者事业方面可能对省区县有要求，但并非全部工作都“被安排了”。

这种工作方式中央是从1952年初开始施行的，1952年全年——有不少地方搞得还是比较混乱的，从县长县委书记到下面的基层干部年初如没头的苍蝇，年底如热锅上的蚂蚁。

1953年比1952年总体上有改善，这不是做数据做出来的而是真实的改善。这其中既有干部队伍的强制培训、自我学习、实践提高，也少不了换人。

……

“那个什么东京通信工业株式会社，一出手就甩出个170万美元的单子，9月我们开始交货，他们9月底把钱款付清，然后就没了？”

国资委主任李富春咂巴着嘴问道，“他们就不想再多订点儿吗？”

李强：“我猜，他们是在鼓捣点小动作。现在他们应该是在痛苦地纠结，是干脆把这晶体管给仿冒了呢，还是直接买断专利。”

李富春：“仿冒可不地道。买断？你们不是在海外先挂了个专利申请，然后故意卡流程吗，在申请过程中的专利当然也没法提出买断要求……再说我们也不会把制造专利授权出去，这可是赚大钱的玩意，而且也是关系到国防科技的。”

李强：“这可未必。外国这一行的水太深了，如果我们没法保证自己的专利权益在海外变成收益，寻一家过硬的代理公司也未尝不是办法。但是啊，我感觉，这个什么东京通信，现在该发现自己仿不了这东西，我估计，年底他们就会来再找我们了。”

中国电子产业的第一笔外贸订单，是在1953年9月1日正式发货的。20枚晶体管分四批陆续交付给了这个东京通信工业株式会社。他们拿到手之后经过各种测试，证明功能和描述的一样，良品率符合合同要求，然后就……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这让李强、电子工业局和774A厂好一阵惆怅：这可是利润率300%+的买卖！这位日本朋友，能不能多买点？请留步，请留步……哎！

“日本朋友”既没有回来投诉，也没有追加订单，就这么从9月一直放鸽子到12月。

1953年前11个月中国外贸总额83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37亿，进口46亿（含贷款输入的设备总价）。晶体管出口是其中的一股清流，主要就是利润率太高了。

要知道现在纺织品出口时实际上要退税的——如果不退一些税，现在国内的纺织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实际上是没价格优势的，或者说香港的中介商人不愿意收。而晶体管呢，进出口贸易的时候不但不退税，而且相对于它的出厂价，几乎等于外国人在给我们白送钱。

可惜就可惜在晶体管出口只有170万美元的总额。

既然没在国际上广泛打开市场，那李强就得推出后手了。1953年12月，天津产的“梅花”牌小型收音机下线。

“梅花”牌小型收音机内置4个晶体管和1个真空管，体积重量小得一般人根本不认为它是收音机。搞普通外贸的外国商人不认识三个脚的黄豆大小的零件，收音机总认得吧，这么小巧的收音机绝对能大卖吧，只要卖出去，1954年电子产业的外贸额又能嗖地往上窜。

北京计算机中心设计的第一台晶体管计算机“浑金”进入设计冻结阶段，然后就是漫长的组织生产制造以及零部件进口流程。现在计算机上的核心零件倒是能自产了，可还有不少种类的零件得进口。上海计算机中心的中国第二台计算机“璞玉二号”倒是制造得很顺利，1953年10月第一次运行。

璞玉二号运行后不久，同济和上交询问他们学校能不能自己也配置一台璞玉三号四号什么的，造出来了就学校自己用，不用申请机时。这件事李强让他们“等等”，因为晶体管时代就要到来了。

1953年底电子工业的另一件大事是军用连排级便携步话机（对讲机）竞标。

这是1951年李强、王诤安排下去的工作，两年了，天津和上海的厂子该出活了。

上海无线电三厂拿出的果然是山寨的AN/PRC-6，全机用了4个真空电子管和2个晶体管。他们拿到晶体管的技术手册和实物后确实做了一些修改，山寨机比正品的AN/PRC-6还短了1厘米，重量也轻一些。

天津无线电厂拿出的是自行设计的对讲机704型，全机使用了6个晶体管。他们拿到晶体管手册之后把原先的设计方案几乎推倒重来，但让李强摇头叹气的是，天津厂的704型对讲机用了全晶体管，体积重量竟然和上海的山寨改进型差不多。

看来天津厂的工业设计水准有待提高啊。

第三个竞争者是“额外”闯入的，设计单位是南京特种电信技术研究所，“小红楼”。

小红楼这是搂草打兔子，他们拿到晶体管的技术手册，本来是要他们用来改进现役雷达或研发新雷达时用的。可了解到总参通信部在进行军用对讲机的招标之后，小红楼愣是在3个月之内攒出了一个对讲机的样品，跑来竞争了。

这个对讲机……想不到吧，在三个样品中体积最小、重量最轻。

“看看我们的步话机，大家不要笑话哈。”

“南京机”的主任设计师韩乐用最得意的语气说最谦虚的话。

“我们小红楼呢，是个雷达所，只是雷达这东西也是电子工业范畴，和对讲机沾点儿边，所以也硬着头皮着做出来一个，让大家见笑了见笑了。”

小红楼只分配了两个人来做对讲机，一个主任设计师，一个副主任设计师。而且这两个人还不是全职设计对讲机的，他们还是314乙雷达的改进设计小组成员。韩乐的这番话让“天津机”和“上海机”的设计小组脸上风云变幻：明知道你是在炫耀，可就是找不到把柄，好气哟。

“你们这个步话机这么小，它的通话距离能保证吗？”

韩乐：“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过关，不过标书上写的是平原10公里，我想达标应该是没问题的吧，就是不知道和你们的型号比起来如何。不过也没关系，通话距离达标了就过关了，超出1公里只加1分而已。待会儿测试就见分晓了。”

“三个团队的同志，现在招标测试第一项开始。”

总参通信部，负责竞标事务的蒋凯雷处长一脸严肃地宣布事情。“请各团队确定自己的产品处于可进行测试的状态。”

“确定。”“确定。”“确定。”

“那我就开始了。各位应该明白这一项测试意味着什么。”

蒋处长先拿起天津设计的那一对测试机，向左走两步，一扬手，扑通扑通两声，这两台“天津机”被扔进了装满水的大桶里。

第三十五章，一江山岛解放

1953年12月24日。

浙江台州外海，一江山岛登陆战役正式打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