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科技军阀 第368节

“虽然我是不赞成他离职的，但我想，以他的性格，没有留后手，这么做是说不过去的，所以我对他这么做并不担心。”唐璟说道，“因为到现在为止，他还真就没有走错过。”

“那你写信给他做什么？是请示汇报，还是表忠心？”唐夫人开玩笑似的问道。

“都不是，这封信，其实是关于地方自治的。”唐璟伸出一只手将信拿了起来，递给了妻子，“这地方自治，一直是他比较关心的问题。”

“自治？是他想在江西，也实行湖南那样的自治吗？”唐夫人微微一愣，问道。

“湖南的情况，并不适用于江西和其它的省，咱们中国，现在并不是所有的省都可以实行自治的。”唐璟说道，“我觉得他是明白这一点的，他既然非常关心自治的实效，我觉得有必要把我看到的情况和我的想法告诉他。”

听了丈夫的话，唐夫人的眉头微蹙，接过信仔细的看了起来。

“……自晚清以来，‘地方自治’在民间是一种极为普及的政治思潮，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党，还是其它社会团体，都对‘地方自治’怀有浓厚之兴趣。梁任公曾言：‘以地方自治为立国之本，可谓深通政术之大原，最切中国当今之急务’，一国政治之基础在于地方自治。地方自治者，即国之础石也，础不坚，则国不固。”

“如君所常言，若欲实现全民民主；其路径，是军政——训政——宪政；而训政时期之唯一之要政，即‘地方自治’，其操作模式，即以县为基本单位分县自治，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期间，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官皆由人民选举。”

“君谈及***政制时曾言：***之市、町、村组织都很健全。***之强，非强于其坚甲利兵，乃强于其地方组织之健全。要考察***政制，最好看看他们的地方自治。不过他们这种地方自治，官治气息很重，是不合乎***主义及全民政治的要求。”

“湖南行自治之后，或言为防自治省割据，分裂国家主权，军政时期及训政时期，所最先著重者，在以县为自治单位，盖必如是，然后***有所托始，主权在民之规定，使不至成为空文也，今于此忽之，其流弊遂不可胜言。此论理由有三，第一，以县为自治单位，所以移官治于民治也。今既不行，则中央及省仍保其官治状态，***旧习，何由打破？第二，事之最切于人民者，莫如一县以内之事，县自治尚未经训练，对于中央及省，何怪其茫昧不知津涯。第三，人口清查，户籍厘定，皆县自治最先之务。此事既办，然后可以言选举。今先后颠倒，则所谓选举，适为劣绅，土豪之求官捷径，无怪选举舞弊，所在皆是。第四，人民有县自治以为凭藉，则进而参与国事，可以绰绰然有余裕，与分子构成团体之学理，乃不相违。苟不如是，则人民失其参与国事之根据，无怪国事操纵于武人及官僚之手，此所谓合九州之铁铸成大错者也。”

“或言，在训政时期，政府当派曾经训练考试合格之员，到各县协助人民筹备自治。其程度以全县人口调查清楚，全县土地测量完竣，全县警卫办理妥善，四境纵横之道路修筑成功，而其人民曾受四权使用之训练而完毕其国民之义务，誓行革命之主义者，得选举县官以执行一县之政事，得选举议员以议立一县之法律，始成为一完全自治之县。”

“事实果真如此乎？答曰：非也！自湖南地方自治运动兴起，得有大治之成后，有好些省亦仿效设立自治筹备处。江西即是如此，曾设立自治人员训练所，大规模训练人才，约数年之久。又江苏江宁县亦进行地方自治，设立村治育才馆；浙江则设立地方自治专修学校。凡此皆是仿效湖南开办，不过有的从省来作，有的从县来作。从县来作的除江宁县外，广东广西福建亦办地方自治，定数县为全国模范县，有大批的款项，派好多贤达人等筹备办理。可到了今日，无论从县作的，从省作的，有获成功者，亦有失败者。失败地方之自治机关则统统取消，且只听见取消，没听见有人反对取消；取消之后亦无人可惜。综其原因，乃其所办的事情，只不过筹经费，定章程，立机关，振人员，人员虚掷经费即完了！”

“璟等对此情况，多方考查，乃至自治失败之地，多为连年天灾人祸，民不聊生，而当地人民之不识字者占百分之七八十左右，于此而设立机关，空谈自治，是无异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其筹备地方自治无法定组织，各自为政，多假托于地方官吏豪绅之手，支离破碎，名实俱无，结果自治之组织愈大，豪强之把持愈加，自治之耗费愈多，人民之负担愈重，名为自治，实乃自乱。”

“顾将军（顾品珍）主政云贵，前日亦写信告之，曰吾省以农自立，全省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以农为业，而农民全散处于乡村，故自治之基础在乡村。近年以来，因受天灾人祸之影响，不独边远地方以及匪区灾区农村濒于破产，人民救死不逞，即号称富庶之区，秩序未经破坏，亦且岌岌有不可终日之势，生活不能安定，对于自治事业，自难感觉兴趣。”

“所谓土豪劣绅即指乡间一般人之愚懦受欺，一二人之威福自恣的事实；却非某个人的品行问题。破获烟赌而罚款，军警机关行之，其祸犹小；自治机关行之，为害实大。禁烟禁赌，诚然最宜由地方自治来作这功夫；但假使自治区公所亦能破获烟赌，随意罚款，那便是形成土豪劣绅的绝好机缘了。乡民愚昧懦弱，自是社会经济问题、文化问题；从根本上讲，非经济进展，文化增高，无法免除土豪劣绅的事实。但若本着数千年无为而治的精神，让他们度其散漫和平的生活，却亦不见得有几多土豪劣绅。所怕得是根本说不上自治而强要举办自治，那就没有土豪劣绅的地方，亦要造出土豪劣绅来。请君试想：本自容易受欺压的乡民；将其划归一个区域、而安上一个与地方官府相衔接的机关，此机关时时向他们发号施令，督迫他们如此如彼，又可以强制的向他们加捐要钱，检举他们某项罪名（例如烟赌）而处罚他们；这简直是替土豪劣绅制造机会，让他正式取得法律上地位，老百姓更没法说话罢了。不独给他以法律上地位而已；并给他开出许多可假借的名色题目来，又且资他以实力。”

“湖南自治得以成功，乃因其地经济发达，新政深入人心，人民不欲湖南为南北势力之角逐地，有自治之强烈要求。然对根本说不上自治及根本不具备去举办自治条件之地，而强要举办自治，无异于揠苗助长，非独无益，且有大害。”

“今后实施地方自治，依璟等所见，目下中国的现实，有自治诉求之地者，可予帮助其实施自治，而无有诉求者，亦或其地经济文化未达足够程度者，不可遽然实行自治。村县如此，省亦如此。可自治之省立宪自治，而不宜自治之省，当为中央直辖行省，自治省与直辖省并存，为当下中国之所宜也。”

唐夫人看完信后，眉头变得舒展开来。

“你说得很对，”她笑着说道，“你这封信上去，我估计他杨瀚之是会冒冷汗的。”

唐璟的信其实写出了目前关于在中国实行“地方自治”的实情，在唐璟等人看来，目前有除湖南以外，有些省盲目跟风实行的“地方自治”，仅仅只是一种“包办民主”——即在底层民众没有内生出“自治诉求”时，由政府单方面主导的自治运动。这样的结果，既难以获得底层民众的呼应，更得不到底层民众的监督；最终，这些自治机构无一例外会蜕变成权力机构，从启蒙民众转向压迫民众。而湖南在“驱除张唐”后实施地方自治之所以能够大获成功，其原因则在于：“自治”是湖南民众内生的主动诉求，是他们在要求实行自治，在监督省政府实施自治，在积极参加竞选参与自治。

如今中国各省的经济状况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各省的民众生活水准相差较大，一些地方的民生和经济发达的省份无法相比，远远没有达到实行地方自治的条件。而和目前远在北京的杨朔铭相比，唐璟更为了解本省及周边省份的情况。他已经从外省失败的“地方自治”运动总结出了宝贵的经验教训：第一，“县自治”是个好东西，但目前条件不够没有做好，应该把它做起来；第二，民主是等不来的，更不能寄希望于“包办”；即便有愿意“包办民主”的团体和政权，若无民间的内生诉求，其结果，恐怕比原来也好不了多少。

“他这一次总算出了点错，让我帮他纠正一回吧。”唐璟笑道。

“你现在终于不再是‘山大王’了。”唐夫人放下了信，看着唐璟，柔声说道。


第二百八十九章 “英米援支统计报告”


“我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便立下了志向，再不做那样的山大王。”唐璟定定地看着爱妻，说道，“我不能让你跟着我受委屈。”

唐夫人开心地一笑，将他搂得紧了些。

“九妹那里有没有消息？我怎么觉得，她越来越喜欢呆在北京，似乎是不打算回来了。”唐夫人说道。

“你不用绕着弯儿提醒我，她喜欢上杨瀚之了，我早就看出来了。”唐璟笑了笑，说道。

“那你打算怎么办？让九妹给他做小？”唐夫人笑着问道，“你肯让亲生女儿就这么受委屈吗？”

“杨瀚之这样的人，是不会让她受委屈的。”唐璟平静地说道，“这件事，还是让九妹自己选择吧，毕竟现在是新时代，青年男女应该有自己的选择，不能事事都由父母包办。”

唐夫人让他一句“自由恋爱”说得笑了起来，“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啊”她看着唐璟，似乎听出了他话里有话，“象你这样‘开明’的父亲，还真是少见。”

在现在这个时代，尽管已经有了自由恋爱的风气，但传统观念仍然大有市场，并不是象后世那样的开放。在青年男女的婚姻问题上，父母仍然有着很大的决定权，但象唐璟这样完全放手的父亲，在现下的社会，可以说是凤毛麟角的存在。

“杨瀚之既然要从边防督办的位置上退下来，你觉得他会给自己做出什么样的安排？”唐夫人换了一个话题问道，“他总不会什么职位也捞不到吧？”

“他对海军一直非常感兴趣，他现在哪怕不当边防督办，仍然是代理海军部总长和海疆巡阅使，这一次很可能是转为正式的海军部总长。”唐璟说道，“因为如果没有他，咱们中国的海军，根本不可能有现在的规模。”

“他其实本来就是一个造船专家。”唐夫人想起了杨朔铭当年制造袖珍潜艇时的情景，不由得感慨不已，“真是很难让人相信，短短七八年的时间，他就能弄出一支这么大的海军舰队出来。”

“所以不管他做什么，我一直都很相信他的判断。”唐璟说道，“当然，他不是圣人，也难免有失误，这时就需要我们帮助他了。”

唐璟说着，目光落在了桌面上的信上。

东京，皇宫，御花园。

今天的天气很好，碧蓝的天空万里无云，坐在花园里的摄政宫裕仁亲王一边享受着户外清新的空气，一边在阅读刚刚送来的关于中国的一份特殊报告。

“……还在战争开始前，支那的宣传系统上就喜欢夸大西方援助对中国的巨大作用，象一些对西方列强对支政策持敌视态度的中国学者也对此多有记述。例如，在陈绍禹写的《欧洲战争期间的支那战时经济》一书中，作为一名社惠主义者，他把支那的重要西方盟国米国称作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靠吸人民的血汗发展起来的米国的资本主义’，而且米国‘现在站在帝国主义和反民主阵营的前列，同时成为了在世界各地实行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倡导者’。”

“还有一些中国学者对西方国家对支那的经济支持有过详细的描述，在关于欧洲战争的《欧战短史》一书中就指出，‘支那实际上在战争期间得到了从美国运来的某些武器，还获得了一些对人民生产来说比较重要的汽车、装备和材料，其中包括蒸汽机车、燃料、无线电通信设备、各种有色金属和各种化学制品。其中最重要的援助是，米国和英国提供的大量汽车。这些援助所起的作用非常之大，对中国参战后欧洲战争的进程起了决定性影响。’接着，作者们证实说，国外援助在支那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为：大炮产量占总产量的39，坦克占47，作战飞机占到60，在1918年，支那军的汽车总量中，进口汽车占44，而在1920年占到了59。盟国援助的总量约占到支那军事生产的60以上。而实际上，为了掩盖支那某些种类的武器和技术装备的生产总量，西方提供的援助在支那军事生产中所占的比例很可能被大大的压低了。”

“之所以压低了西方援助在支那战时条件下的作用，首先是为了证实支那在对抗帝国军队的战争中‘民族经济的胜利’这一神话，同时还要证明支那的军事经济优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经济——不仅包括德国，也包括英国和米国的经济。只有到了1921年以后，在支那的公开刊物上才开始对盟国援助有更为准确的评价。例如，冯基善将军在后来同一位美国神父罗文芳的谈话中指出：“如果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谈论我们对战争的准备情况，不能隐瞒从盟国一方获得援助这一因素。当然，首先要提到的是从米国朋友那里获得的援助，因为在这方面英国朋友对我们的帮助相对有限。在分析战争的各个方面时，不能不考虑这一点。如果没有米国提供的弹药，我们就会处于很艰难的境地，我们就不可能生产出战争所需的那么多的弹药。没有米国人的卡车，我们就没办法去运输我们的大炮。它们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保证了我们的前线运输。战争各个方面都很需要的特种钢也是由米国朋友提供的。”同时，冯基善将军还强调指出，“当我们开始参战的时候，与日本人相比，我们在工业方面还是很落后的。’罗文芳于1915年到1918年与冯基善的这几次谈话的可靠性，被冯基善后来的论述所证实——这是1921年我国情报部门监听并录下的冯基善谈话的内容：‘现在有人总说西方盟国在战争中从来没有帮助过我们……但是要知道，不能否认的是米国人民为我们迅速大量生产并供应了许多物资，没有这些物资我们就不可能组建我们的后备部队，也不可能把战争继续下去。我们没有炸药和火药。没有这些东西，步枪就没有子弹。米国人民真诚地给我们提供了火药和炸药，他们还给我们迅速生产并提供了多少钢材啊如果没有米国人提供的钢材，难道我们能很快地生产出这么多军舰和坦克吗？而现在情况当然不同了。我们自己这些物资装备已经很充足了。’”

“与支那人的含糊其辞不同，米国的学者们把援助支那的作用一直都看成是支那能够继续战争的决定性因素。米国学者亚当斯在今年出版的专著中论述了米国援助对于支那至关重要的军事经济作用。但是，由于缺乏有关支那生产的相关资料，他无法表明米国和英国提供的援助在支那的个别至关重要的生产中所占的分量，虽然他能够列举出根据一些非正式的和民间的协议所供应物资的详细清单。英国学者哈得逊也在专著中首次从平衡性的观点论述了米国、英国和加拿大根据协约国有关协议向支那所提供物资对于支那军事经济的意义。但是，他在研究中所列举的产品清单要比亚当斯少得多，同时受国民经济平衡理论的影响很大，哈得逊主要计算了武器和战斗装备的数量，同时象一般人所做的那样，没有逐项分析的、具体的产品清单（有关于石油产品的总量，而没有具体燃料的类型；钢材也是只有总量，没有分类。其他也是如此）这就使得局面对支那经济比较有利，比它实际上的情况要显得好得多。我们的专家学者试图计算一下西方的援助在支那某些战略物资的生产中所占的份额。同时，我们不仅利用一些不久前公开的资料，而且还利用了我们自己搜集到的资料。”

“战前，支那经济的最薄弱处是汽油的生产，尤其缺乏的是高品质的坦克用汽油。但在战争进行的那几年中，米国根据相关协议运输了大量汽油到支那，其中也有很多转道运向了其他地区。显然，没有西方在燃料方面的援助，支那空军和坦克部队简直不可能把自己的部队维持在起码的规模上。应该指出的是，由于西方的廉价汽油的输入，所以它保障支那军队用油的作用实际要大得多，如果单纯只按重量来计算的话，它的作用就被低估了。虽然，有米国汽油的大量输入，但其实际发挥的作用要小得多。因为在这种燃料方面，支那不能满足自己的需求，所以支那军汽车汽油匮乏的局面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比如在1921年年底时，在支那军总参谋部委员会、后方司令部和汽车运输管理总局所提交的报告中，在谈到对各集团军中正确使用交通工具进行检查的情况时，指出蒙古第一集团军中‘集团军汽车运输工具的进一步增加与燃料调拨的数量没有同步’。这种局面在南方第二集团军中也存在。显然，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部分是由于支那方面申请根据协议运输的物资结构不合理，而较为合理的物资结构应该是少要一些汽车，多要一些汽油。”

“支那军的汽车总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西方援助保障的。在战争结束前，根据战时协定运来的米国汽车占到了支那军汽车总量的72.8（其余支那自己生产的汽车，而剩下的是缴获自敌军的汽车）考虑到米国汽车的吨位比较大及性能比较优良，所以它们起的作用还要更大些（其中大量卡车被用做大炮的牵引车）战前支那军汽车的总量（包括支那军现有的以及战争开始后从民间中征用的）都损坏严重。由于损耗太严重（轻型汽车中属于1类和2类的，即不需要马上修理的，占45，而货车和特种车占68）实际上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从民间只征用到很少量的汽车，而在战争开始后，支那军汽车的损失已经非常惊人。显然，如果没有西方的援助，支那军至少在1919年以后的战斗力就会大受影响，而且直到战争结束前，支那军汽车的利用一直受到汽油匮乏的影响。”

“如果没有西方国家的援助，支那铁路的运输也不可能发挥作用。支那铁轨（包括窄轨）的生产情况一直处于低下的状态。但是根据战时的协议，米国向支那提供了大量的铁轨，这占到了支那从1916年年中到1920年年底的铁轨生产总量的大约76.5。如果从这一统计结果中减去窄轨的生产量——根据相关法案西方国家不向支那提供窄轨——那么米国提供的数量就占到支那生产总量的83.3。如果从这一结果减去1920年下半年的生产量，我们把它至少看成是年生产量的一半（实际上支那1920年下半年的生产量不足以往铁轨的年产量的一半，这是因为其用于铁轨生产的规模缩减了）那么西方国家所提供的数量就占到支那铁轨生产总量的92.2，这样，用于支那战时铁路上的铁轨，几乎有一多半是由米国提供的。支那通过大幅度削减工业铁轨的生产，得以把额外的生产设备和钢的储备用于武器生产。”

“西方国家提供援助物资所起的一个更加明显的作用就是，保证了支那火车头和车厢生产的总量维持在一个起码的水平。在战争期间英米两国共向支那提供了440台蒸汽机车。它们所提供的蒸汽机车是支那生产总量的2.4倍，支那在1916年至1920年间自己生产的货车车厢很少。英米提供的车厢也无确切统计，但根据估算，应为支那1917年到1921年间车厢生产量的10倍以上。众所周知，在欧洲战争期间，俄国于1916年至1917年间在边界发生交通运输危机在很多方面引发了1917年席卷全国的**，其实1917年的危机是由于铁轨、蒸汽机车和车厢的生产不足引起的，因为工业生产设备和轧材的储备都被用于生产武器。但在整个战争期间，西方国家向支那提供的物资就预防了支那铁路交通陷入类似俄国的瘫痪状态。”

“除此之外，西方国家所提供的火药和其他爆炸物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从1917年年中到1921年年中，西方提供的爆炸物资就占到了支那生产总量的63以上……”

“西方国家提供给支那的有色金属也对保障其战时经济的运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支那在1917年到1920年间主要的有色金属的生产数字至今仍是保密的。所以，这里我们就不再依靠官方的数字，而是靠估算。我们得到的结果是，米国向支那提供的铜实际上占到了支那战时铜生产总量的82.5，使支那铜的匮乏情况在很多方面得到了缓解。此外，也是由于米国提供给支那大量先进的无线电通信设备。此外支那还得到了大量的战地电话线和海底电缆，满足了支那军的主要需求。米国还提供了大量摩托车，占到支那在1918年到1921年间摩托车生产总量的1.2倍。”